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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代堪称“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这些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名字至今仍熠熠生辉。在作家叶曙明的笔下，这些大师又“重返五四现场”，为我们演绎那一段光辉岁月。

　　《科学时报》：您的《重返五四现场》把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向前推进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并将这一段历史称为“五四时代”。为什么将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

　　叶曙明：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在此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还是“经世派”（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他们基本上是在“用”的范畴内打转，没有涉及到“体”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这是划时代的。刚好它也发生在四五月间，所以我把它看做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

　　《科学时报》：学者余世存认为您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做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除此之外，您是不是也主要从人物着手，来再现那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

　　叶曙明：戊戌变法造就了梁启超，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宋教仁与陈炯明这三个人，我认为是北洋政府时代最具现代政治意识、最杰出的人物，如果中国也有“五月花号”，这三个人一定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民国成立之初，如果由他们三个人来做，也一定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可惜，梁启超开了一个好头，宋教仁想接上去做，结果被暗杀了；陈炯明想接上去做，结果成革命的“叛徒”了，梁启超自己也惨淡收场。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新大陆，而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

　　我们谈春秋战国的思想史，不可能只谈孔、孟，而不谈老、庄、墨等诸子百家，也不能把某一家视为进步，其他皆为反动。谈新文化运动也一样，这个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文化人物，必须把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都包括在内，才足以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轮廓。

　　《科学时报》：您在书中写到“五四时代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时代。它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请您具体评述一下这个时代。

　　叶曙明：这里并不存在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的问题，更不能简单地以“进步”与“反动”的二分法来归类，不能说陈独秀一派是正面，林纾、辜鸿铭一派是反面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最大的毛病就是以独尊来反对独尊，以思想专制来反对专制思想，公开提出“不容匡正”的主张。这本身是违背民主与科学原则，违背启蒙的初衷的。

　　在当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如果仅仅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倒也有其价值，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仍然独尊他们一家，而贬抑其他诸子百家的话，那就等于否定了“启蒙”的基本意义，又回到了“罢黜百家，独尊X术”（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流行的口号叫做“不为，即为叛逆”）的老路上去了。

　　《科学时报》：您不仅把陈炯明当做五四运动的结束，还把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旗手之一，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评价？

　　叶曙明：我为什么推崇陈炯明呢？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演双簧戏，没有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没有主张全盘摧毁传统文化，他是真正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

　　陈炯明在广东禁烟、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生、制定省宪法、维护、推行自治运动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科学时报》：在《重返五四现场》的书封上印着“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的字样，9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缅怀那个时代，拾起这段青春记忆，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

　　叶曙明：对于刚从帝国进入民国的国家来说，那确实是一段青春的记忆。纪念与反思五四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都是在五四运动时定下了基调。今天我们所尝到的果，无论是甜是苦，都是那时种下的因。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2009年4月出版，定价：40.00

　　本书以五四人物为经，以现代中国为纬，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与诸多方面，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现场来透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构成了一幅立体的五四运动全景图。书中精选了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45位人物，分为四组：“为人师表”、“横空出世”、“内外交困”、“众声喧哗”，采用历史照片与史料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那不同凡响的关键时刻。本书的主编陈平原先生曾带领作者沿当年五四的路线个小时的时间走遍全程，以历史照片比较或补充当时的情景。全书的着力点在于通过考掘历史人物和精彩细节来理解百年中国，帮助读者重返那段令人神往的历史。

　　《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定价：42.00元

　　1919年肇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象征，它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根基。本书汇集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诸位先生有关“五四”的论文凡26篇，辑为“五四新文化的多元场景”、“历史大视野中的五四”以及“对话与反省”三辑，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新世纪的立场反省其功过得失，内容兼及思想、学术、文化、文学，从不同角度与“五四”对话。